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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昺越聽越覺得自己好像又被耍了，而且是被跨越古今的人們聯手給耍了。他清楚無論什麼時候，權力需要製約是對的，不能讓有權者為所欲為。但是把宋朝之“分權與製衡”說得如何如何美好，以至於享有最高權力的帝王“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畢竟有些走火入魔。讓他不能不懷疑現代那些歌頌宋朝的人另有所圖，或是意有所指，否則怎麼不會考慮這些冤案。

按說在宋朝的管理體係中，是以文抑武，又通過台諫體係對宰相領導的政府構成了強有力的製衡。但是趙昺發現在文天祥所言的數起冤案中，凡是為含冤受屈者鳴不平的，不論是台官，還是諫官，幾乎都沒有什麼好下場。倒是在構陷這些冤案過程中衝鋒陷陣、充當打手的卻有不少來自台諫，彼時他們投靠那些大權獨攬的宰輔還來不及呢，怎會有心思去對宰相領導的政府構成強有力的製衡呢？

想到這些，又勾起了趙昺此前的懷疑，那所謂的‘祖宗家法’不能說是哪一位皇帝本人的意思，而是士大夫集體塑造出來、經過漫長時間形成的非成文憲章，用以約束皇帝的行止和言行。現實也是如此，趙昺師傅們的教導，經筵上的那些大儒所講，幾乎都是在灌輸這種思想。如今他更加篤定自己的判斷，大宋的皇帝們之所以多數碌碌無為、怯懦又衝動，都是讓士人們給教壞了，陷入了所謂的祖宗家法的禁錮中。

所以趙昺覺得前世有人說什麼‘當宋代君主做出不符合儒家理想的行為時，士大夫集團往往就會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讓步’的說法存疑，不排除有些皇帝確實如此，尤其是仁宗皇帝，要不怎麼會被樹為仁君的楷模，他斷定其基本就是被士人們洗腦了，否則做出了那麼多的荒唐事，死後依然獲得了仁的諡號，並被作為典型教育後邊的繼承者。

當然有些皇帝稍微強勢一些，所謂的士大夫集團也就成了擺設，否則嶽飛就不會死在紹興十一年的那個除夕夜。當時高宗下令賜嶽飛死於臨安大理寺內，嶽飛則在供狀上寫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個大字，士大夫集團卻未曾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讓步。可見在高宗眼裡成文的尚且可以束之高閣廢棄不用，何況是“非成文”的東西。

細思這樣的冤案都可以製造得出來，又遑論其他呢？這讓趙昺大有茅塞頓開之感，宋朝曆代出現權臣擅權的情況，多數是在考慮自己皇位安危的帝王支援下藉以得逞的，有的權臣擅權，還僭用、竊用諸如禦批、內批、詔書、聖旨等帝王的名義。他們要排斥異己，也都要給異己構陷一個反對當代帝王的罪名。

可見，這種“權臣擅權”，就像太後垂簾、宦官乾政一樣，正是皇權專製的衍生現象，卻往往比君主專權之本身更為惡劣。且不難發現從趙匡胤陳橋兵變“得天下於小兒”，一直到現在自己這個小兒坐天下，在此三百餘年中皆是趙氏的家天下，並未被他人所篡，從這個意義上說權臣擅權，亦隻是皇權專製的大框架中斷斷續續出現的怪相。 本章未完，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 第1頁/共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