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皇帝對天氣狀況也會非常關心，十分重視降雨情況，就有了地方向朝廷呈報雨水的傳統。地方官如果遇到雨澤，需要書面向中央彙報下雨受益的土壤公頃數；禾苗成長後下雨，也需要向中央彙報此次下雨受益土壤的公頃數。

總的來說，雨澤奏報製度為皇帝瞭解地方雨水情況提供了便利。有了雨雪資訊，皇帝就能夠預估該地收成，提前做出相應的規劃，穩定糧價，維護社會穩定。從這個層面看，雨澤奏報製度在維護王朝統治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徐宏明白本朝同樣也都有關於地方官上報雨水的慣例，仁宗時期還專門下旨“詔天下諸州月上雨雪狀”。但是小皇帝與其他曆朝曆代皇帝不同，過去詳細記錄天氣的“晴雨錄”並沒有在所有地區推行。

原因無非是製作“晴雨錄”的工作量很大。如果按照三班倒的工作製度估算，想要順利完成“晴雨錄”的記錄，至少需要三個人合力。對州縣來說，三個人的工資也是一筆大開支，會增加地方財政開支，導致他們不願意乾；

再有“晴雨錄”主要的閱讀者隻有皇帝一人。試想一下，全國上千個縣，如果每縣都呈報，即便皇帝不分晝夜地閱讀，也無法將全國每一份《晴雨錄》過目。這也導致呈報天氣更像是個臨時性工作，皇帝關心就多報，不關心就選擇性的遺忘了。

不過對此項工作，徐宏發現皇帝卻極為關心。他統領侍衛營後常與當時的禦前辦打交道，發現其在審閱地方官員送上奏表時會將其中有關天氣的內容皆摘錄下來，並單獨彙總成冊，留存備皇帝查詢。

此事工作量不大，可是很繁瑣。徐宏問過才知皇帝早在帥府時期就對天氣變化情況十分關心，在瓊州不僅要求各州縣要將天氣情況每月彙總上報，還要求駐軍將潮汐、海況和江河的水量做詳細記錄上報。

因此直至現在隻要是帥府出身到地方任職的官員和軍將仍保留著這個習慣，在上奏表時都會將天氣情況順便上報，仔細的仍會將主政和屯駐地天氣情況按月彙總呈報。甚至有些官員出差，沿途的經過地遇上下雨，也會隨手記錄，向皇帝彙報。

奏表是地方高級官員向皇帝奏事進言的文書，也是皇帝與大臣之間重要的溝通媒介。通過批閱奏摺，皇帝可以瞭解官員的日常工作及地方突發情形。雖然夾雜的天氣內容有些“枯燥”，但官員們上報這些資訊的積極性非常高。水災雪災會報，日常的雨雪尺寸也會報。

時間長了，徐宏還知道皇帝獲得各地天氣情況的渠道並非隻是這些地方官員。

對天氣變化情況做的最好的是水軍，他們成立了專門的機構，會對每日十二個時辰天氣變化，江河湖海潮汐狀況和詳細水情皆做了記錄；其次是都水司和漕司，他們也要記錄主要江河節點的天氣和水情變化，並及時上報朝廷。

對此，徐宏還能理解，畢竟天氣和潮汐變化對水軍戰船出航有著重要的意義，不僅關係到航行的安全，也關係到戰鬥勝負。都水司和漕司也是如此，可以通過記錄降水多寡來預測汛情和水深，判斷是否會成災，航道可否通航等等，以此為據早作準備。

而對天氣彙報最為詳細和來源最多的則是事務局，他們不僅呈報當地的天氣情況，還會同時記錄下同時期莊稼的長勢，糧、肉和菜蔬價格，周邊水係的水情變化。且這些報告不限大宋範圍內，還有蒙元統治地區的，甚至還有海外的情況。

現下這些氣候資訊通過秘書監和事務局分别整理、彙總後會呈報到禦前。時間長了，徐宏漸漸也明白皇帝正是通過這些大致瞭解地方民情，知道一地的農業情況，可以根據雨雪情況對糧食進行“宏觀調控”，預判財政情況。

多個奏報的渠道則可以儘可能的減少官員瞞報情況，這種現象其實並不少見，許多官員為了迎合皇帝希望風調雨順的心裡，選擇報喜不報憂。小事不報也就算了，如果遇到自然災害還不報，就會釀成很嚴重的後果。

雨水、收成、糧價、民情四者密切相關。皇帝要求多位地方官同時上報雨雪天氣情況。渠道多了，情報也會更加可靠，便於覈實真實情況，從而及時的查漏補缺從容應對，避免會發生不可挽回的損失……

晴雨的呈報是有時效性的，在徐宏看來過了當年便也沒有什麼作用了。而皇帝要了近五年的中原多地的《晴雨錄》，讓他覺得好奇，於是有了此問。

“朕今天翻看蒙元至元初年編撰的《真定地誌》，發現其中有‘冬日少雪，春時常澇’‘冬日多雪，春時有旱’的記載，因此才想查閱一下近年的記錄，看看是否符實！”趙昺示意其將文卷放在床邊言道。

“常言道，風雲變幻，神鬼難測。從中還可以看出這些東西嗎？”徐宏有些驚詫地道。

“此言差矣！天地運轉，乾坤有序。其中還是有跡可循的。”趙昺搖搖頭笑道。

古人尚不知現代有門學科叫做氣候學，其與天氣不同，是專門研究在一個標準時間內冷、暖、乾、濕這些氣象特征的，以此還尋找當地氣候變化規律。

“這有什麼用嗎？”徐宏又問道。

“今年入冬以來，中原地區隻下了兩場大雪，要少於往年。若得以印證，那麼明春降雨將增多，江河水量增加，有些地方將難以徒涉，需要架設橋梁；且會導致道路泥濘，不利於行軍，也會影響到騎兵的機動性；而春澇還可能會影響到春播，導致糧食歉產等等。”趙昺說出緣由道，“若是掌握了其中的規律，我們就能作出準確的預判，提前妥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