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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元初入江南之時，在大部分地區並沒有發生萬眾抗元的事情，抵抗最為激烈的地方大多發生在兩廣、福建等沿海地區及四川部分地區。其中緣由有忽必烈已下詔不準隨意屠戮百姓的因素在內，也有宋朝日益腐敗不得人心的緣故。但趙昺以為還是由於普通百姓被邊緣化的社會地位，從而決定其行為和生活空間的相對獨立性，對國家的概念淡薄的原因。

在臨安陷落之後，百姓雖然哭送舊主被俘北上，可非但沒有出現任何有組織的或零星的抵抗，相反有些人還為伯顏修建了生祠，以謝其沒有屠城和縱兵劫掠，而伯顏也通過減免稅賦收攏人心。所以這種因應方式主要基於百姓以為元廷會善待他們，或其會成為更好的統治者之臆測。

所以一味從道德層面上斥之為甘心情願地認賊作父和寡廉鮮恥的亡國奴，也不可取。但趙昺從中仍不難發現，災難降臨之時，自保成為民眾的首要考量；政治格局轉換關口，底層社會的立場也容易動搖。不過接踵而至的便是侵略者的貪婪本性，他們搶占良田，擄掠人口為奴，而在極度恐慌的氛圍中，大多數受害者成了任蒙古人宰割的羔羊，大部分淪陷區普通百姓真正意義上的抗爭行動仍並不多見。

在元軍徹底平定江南後，隨著森嚴的統治係統的建立，元廷原形畢露開始增加課稅和徭役，使得百姓負擔愈加沉重。一些不堪重負的普通百姓開始逃亡，試圖反抗，從而爆發了一些抗捐、抗稅的起義，但是他們沒有政治目標，即便初時規模很大，甚至發展成數萬人，席捲數個州縣，卻往往很快就會被殘酷鎮壓，難以撼動元廷的統治基礎。這些起義雖打破了普通百姓不切實際的幻想，但並未成為民族抗爭的新起點。

而趙昺還發現每一次民族災難的降臨，往往伴隨著國民劣根性的集中釋放。就在元軍瘋狂施暴期間，趁火打劫、相互攻訐甚至藉助敵方勢力加害同胞之類劣跡醜行驟然泛起。不可否認，打劫行動的背後有敵軍縱容的成分，但這些打劫分子自身的能動性並不可低估，尤其那些地痞惡霸發國難財慾望之強烈，已到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就和現代的那些漢奸沒啥區别，為達敲詐目的不惜與敵為伍。

儘管這類社會殘渣人數在底層百姓中隻占少數，其破壞性也根本無法與元軍的暴行相提並論，但內患對百姓的心理傷害並不亞於後者，特别是那些動輒到官府那裡去告發的內奸存在，更加重了恐慌氣氛。百姓對他們的仇恨以致甚於蒙古人。但就在麻木和順服表象的背後，民族抗爭的潛流在慢慢聚集，國家觀念也漸漸復甦。

處於底層的百姓也意識到，蒙古人的到來就是前來掠奪他們的財富，任意奴役他們。這期間有組織的起義頻發，他們或打著複宋的旗號，或是自立國家，雖然仍未能擺脫自有的狹隘，可已經有了民族主義意識，急於擺脫異族的統治，將矛頭對準了蒙古人，不再甘心做其順民和亡國奴。趙昺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介入各地義軍，將他們整合為己所用。 本章未完，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 第1頁/共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