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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偉人說過‘中國的問題就是農民問題，就是土地問題’，而古代農民起義也往往是因為土地製度的崩潰，土地兼併導致廣大農民失地，流離失所生活無依。宋代不抑土地兼併，南宋由於地域減少，人口增加，宋末土地兼併也極為嚴重，土地集中到大地主和大官僚手中，導致社會矛盾激增，對國家失去信心，也不能不說是亡宋的原因之一。

而蒙古人更奇葩，不僅未著手消除土地兼併帶來的矛盾，反而是大肆掠奪、兼併土地。元朝的土地，從占有形式上看，可分為官田和民田兩類。官田是以封建皇帝為代表的封建政府直接占有的土地，包括屯田(軍屯、民屯)、職田、學田、草場、牧地以及皇帝給予貴族、官僚、寺院的大批賜田；民田是指官僚地主、一般富戶地主、寺院以及自耕農占有的民間土地。

元滅南宋，對於蒙古、色目統治階級和投靠蒙古統治者的北方各族官僚地主來說，便是他們掠奪範圍的進一步擴大；對於一般漢族地主而言，又正是趁火打劫、兼併土地的絕妙空隙。所以元朝統一全中國後，大土地所有製在宋、金的基礎上迅速發展，統治階層占有的土地愈來愈多，自耕農的土地卻愈來愈少，或淪為封建地主的佃戶，或流離失所，短短的數十年內，便出現了較北宋、金更為嚴重的土地高度集中現象。

宋、金兩朝滅亡後，不但原有的官田轉為元朝政府所有，宋、金兩朝的貴族、官僚、軍閥們所掠奪的土地也成了元朝的官田，其數量頗為可觀。元朝官田的另一來源，是籍沒官田和得用各種藉口直接括占私田。南宋守土官員堅決抵抗元軍者，江南地主支援南宋政權抗元鬥爭的其田產沒為官田。

元朝蒙古統治者進入漢族農業地區後，認識到使百姓安業力農對於鞏固其統治大有利處，故元朝初年，忽必烈推行了一係列有利於農業發展的政策。可是，由於長期遊牧生活的傳統習慣，以及為防止和鎮壓各族人民的反抗鬥爭，尚需要大批戰馬，所以全國統一後，牧場、草地仍在繼續擴大。在分佈全國的軍隊駐地周圍，又都開辟牧場孳養馬匹，而內地和南方的牧場和草地主要圈自民田。

元朝屯田佈列於全國各個角落，自中原到邊疆，無地不屯。屯田既廣，官田不足，便奪民田。又常以被簽民戶自備“己業田“充數，而屯戶世襲，於是連自己占有的部分田地也成為官田。自由農民一旦被簽為屯戶，既失去土地，又失去人身自由，世代被強製附著在固定的土地上，淪為國家的永久佃戶。

另外元廷將一部分官田賜給貴族、官僚，其數量之多、濫賜之盛，亦為曆史罕見。蒙古、色目貴族和各族官僚，除從朝廷那裡得到大量職田和從皇帝那裡取得賜田外，還通過戰爭掠奪和其他強製性手段占有大片田地。蒙古統治者自成吉思汗開始即利用各種宗教作為統治人民的輔助手段，對寺觀的賞賜，其數量大得驚人。 本章未完，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 第1頁/共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