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哼,此人身為士人,必知忠孝不能兩全,其母有病便棄職回鄉,號稱以儘孝道。而文相母女先後病亡,又可曾想過去國守孝?他也有臉勸文相死節;二者其身為文相部屬,不思如何營救,不想文相在敵軍中可曾受儘折磨,不希望為救國立功勳無數的文相多活些時日,卻以其文勸主早死,其心可誅,其人可殺!”趙昺拍案怒道。
“陛下差矣,王生即便如此也隻是小節有失,此文卻意在勸說文相守節,此乃是大義之舉!”陸秀夫聽了皺皺眉辯道,可也覺得自己所言似乎很難說服陛下。
“哈哈,大義之舉,他也配談大義。若是其心中有大義,便應承文相之誌召集兵勇抗擊韃子,而不是賣弄口舌,炫耀文筆,這隻能說其意不純,不過是想以天下人言逼死文相,借文相之死彰顯自己虛情。如其心中若有大義,此國破家亡之際,君王蒙難之時他為何不死,還要苟活於蒙古人鐵蹄之下。那些隨之鼓譟之人的心恐怕擔心的是也文相不肯按照其所想,是否敢於犧牲自己擔憂不已吧?其實他們也不過是群膽小鬼,自己不敢死卻一心想讓别人死,都是些什麼東西!”趙昺笑中帶諷地說道。
作為有著現代人思想的趙昺對這些人的想法實在不敢苟同,他知道有些中國人內心深處有一種道德崇高下對生命的冷漠,那就是對於為敵人俘虜的士人,與被玷辱的女子,都希望能夠以死守節。他們也許會善待俘虜的敵人,但不幸被俘或遭侮的自己人,如果不能迅速被殺,則最好及時自殺,以保持士人或者女人的貞節,反正是“期待”他們死掉。
投降或屈服,意味著隨後無儘的罵名,如果被放回來,那與屈服和變節的結果差不多,一生中也會在道德歧視中受儘屈辱。當然,希望俘虜和被侮辱的女人自殺的人,卻是沒有犧牲的危險的,他們“安全”地道德觀望和審判,其任務隻是給女人列貞節牌坊表彰,流傳烈士的英雄事蹟。然而,王炎午的祭文,在道德高調主義的熱情、壯烈下,同樣掩蓋不住對基本生命關懷的冷漠。他不是站在文天祥的生命立場來看待文天祥,而是以自己渴望卻不為的道德聖人標準,去要求妻離子喪的文天祥為了那個道德理想犧牲。
道德價值的實現,特别是需要生命的損害和犧牲,完全是個人的自由意誌。所以,王炎午勸死文,是對文天祥生命的不尊重和冷漠,它的出現,並非什麼文化榮耀,反是一種文化悲哀。文天祥的生死,需要他自己的抉擇,他的生命權隻能由其自己支配;其他人,無論用多少聖潔的理想或者標準,都沒有要求别人去死的權利。而趙昺同樣以為自己的生死同樣要掌握在自己手裡,卻不是眼前這位一身‘凜然正氣’真的會在失敗之時揹著自己蹈海的陸秀夫……(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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