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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世人們談論起穿越，往往喜歡選擇宋朝，認為這是最好的時期；若是能過還有選擇的話又會選擇仁宗朝，以為這個時代政治清明，國家富強，即無外患，也無內亂。事實也確實如此，其被稱為中國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之一，諡號為仁宗也不是白來的。

宋仁宗十三歲時登基，做了四十二年皇帝，除去劉太後前期垂簾聽政的十二年，單獨執政三十年。這幾十年，隻有同西夏有過階段性的戰爭，其餘的日子可謂天下太平，是北宋曆史上政治、經濟、文化空前繁榮時期。在這時期君子滿朝，名相輩出。呂夷簡、文彥博、歐陽修、範仲淹、韓琦、富弼、杜衍、包拯等同朝為官，王安石、司馬光也嶄露頭角。更因為宋仁宗寬容厚道，喜歡納諫，所以這一時期各種思想異常活躍。

而趙昺也曾十分迷惑在大宋在仁宗事情步入最為輝煌的時期，但其後為何又會出斷崖式的墜落，迅速從輝煌走向了衰落，其間除了出現幾次短暫的復甦外，直至亡國再未能重現昔日的盛況。但在他當了皇帝後，不僅親自參與朝政，且通過不斷的學習及經驗積累，他卻發現仁宗創造了曆史上的輝煌同時，也為亡國留下了隱患。

趙昺十分清楚有人的地方就會有左、中、右之分，亦就會有爭鬥。在太祖實施以文治國的策略後，新的士大夫階層開始崛起。這些人銳氣十足，在學術淵源、文章風格、稟性氣質和從政作風等方面都表現出新特點：因為初出茅廬，他們在政治上較少顧忌；又因多供職於台諫、館閣，故每每自視清流，自詡為朝廷正氣的表率，形成了遇事敢言、奮不顧身的行為特征。

由於新晉階層在政治立場上帶有濃厚的人倫道德色彩，提倡正統，崇尚名節，敢於對現實發表批評意見，不但矛頭直指因循墨守的老人政客，而且在人主的意誌面前也具有相對獨立性。當內憂外患日趨嚴重時，他們當中的優秀分子自然成為果敢的政治改革者，成為體現士大夫政治傳統和道德理唸的中流砥柱。

以這批人在各個領域的活動為開端，宋代一貫的“右文”政策從此才具有了實質性意義：士大夫作為飽受人文教育而有誌於仕途的階層，是體現文化統一性的決定性人物。他們既是王朝合法性的解釋者，又是輔佐皇帝施行合乎道德和禮法之治的實踐者。在強鄰環峙的宋代，士大夫政治的高度發展具有更為現實的意義，有助於增強正統國家觀念、文化統一性和凝聚力。宋朝利用文化傳統的優越地位，與強鄰作持久抗衡。

宋真宗時，自我誇耀式的封禪活動即已表現出這種衝動，仁宗以後則轉化為士大夫更為熱誠的對古典傳統的複興，這對宋代政治及思想文化的影響都是深遠的。在這種背景下，士大夫在政治實踐中標榜恢複先王之道和賢人政治，要求官吏在對上級和君主負責的同時，也要注重民本，關心民瘼，甚至倡言“民貴君輕”，提倡為政以德，強調官員自律。 本章未完，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 第1頁/共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