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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墩的一席分析，雖未能涉及本質，但能從各方面對形勢加以評論已經是難得，也得到了趙昺的刮目相看。如今其不再是那個耍賴撒潑的混小子，經過多年在侍衛營的曆練和在武學中的沉浸，有了一位儒將的潛質。他接下來又對其的評論做了補充。

從蒙元方面來講，當下蒙元的軍製和衛戍製度越來越受製於經濟製度、內外政策和政治局勢的製約，而隨著草原宗王軍的南下，並代替趨於崩潰的侍衛親軍，承擔起主要作戰任務。那必然會導致蒙元政局的動盪，而本已行將崩潰的經濟也會愈加惡化，進而導致政策的轉變。

蒙元草原宗王製度看似是古時分封製度的延續，其實還是有差别的。自成吉思汗起兵發動統一蒙古的戰爭，實質是一場遊牧民族融合與吞併的戰爭，其通過拉攏和吸收投靠自己的蒙古部落首領得以不斷壯大，然後通過征服和掠奪其它部族壯大，並將這些部族強行‘同化’，按照大小以千人隊或萬人隊整編建製。

成吉思汗再通過分封和賞賜給他們劃定草場不能越界、派人稽查戶口清算人丁，牢牢地把他們捆綁在劃定的草原上，清晰地掌握著他們自己都不大清楚的人丁數量，把他們嚴絲合縫地塞入這架戰爭機器之上。通過多次征調作戰的行動，一步步加強對遊牧部落的掌控。

隨著成吉思汗的死亡，蒙古其實就已經開始走向分裂，四大汗國趨於獨立，蒙古帝國更像現代鬆散的聯邦製國家。而隨著攻滅金國，圍繞著汗位的政治陰謀帝國進一步分裂，形成了草原和漢地兩方勢力。在忽必烈憑藉漢軍的支援奪得汗位後，這種分裂已經實質化了，與四大汗國的關係更加疏遠，統一不過是名義化了。

忽必烈改製建元，實際上形成了以上都和大都兩個統治中心，實行兩種政策進行管理，一個依舊維持舊製的漠南漠北地區，一個是不完全漢化的漢地。在滅宋後，政治經濟中心南移到大都，忽必烈依靠經濟拉攏和軍事打壓兩種手段對草原進行統治。

到了真金繼承汗位，趙昺發起複國之戰，一舉收複江南，搶了蒙元的錢袋子。而北伐之戰重創了蒙元漢地的駐屯軍軍隊，尤其是視為心腹的侍衛親軍，等於打斷了真金的脊梁骨。當下不得不調宗王軍南下勤王，而又無法支付其軍費，隻能再次‘分封’諸王，讓他們在封地上自籌。

在趙昺看來，真金這一手是臭棋，他雖然暫時解決了因為財政困難，朝廷無力支付軍費的問題，但取得了經濟自主權的宗王們恐怕就不會那麼聽他這個大汗的話了。且此舉使朝廷直接控製的地盤萎縮，行省製度崩潰，失去了大量的稅賦來源，自顧不暇之下對草原的控製力也會進一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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