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皇帝製度的本質就是獨裁。而獨裁政治,總是不斷地弱化著帝王與其官員們之間的信任度,獨裁也就決定了獨裁者和其下屬官員以及親屬之間,隻能擁有有限的信任,而充滿無限的猜忌。因此帝王和其高級官員包括帝王家庭成員、皇親國戚之間,大多數的時候,都相處於猜忌和被猜忌之中,彼此也就很難建立起持久的或起碼的信任關係。
在帝王與臣子這一對關係體中,帝王一般總是處於主動地位,而臣子多處於被動地位。皇帝想找你的毛病是很容易的,被猜忌的大臣大多是能力突出且居功自傲,有明顯的政治隊伍,且不和皇帝一心。而大臣有兩個生命,一個是他的本人生命,另一個是他的政治生命,一旦受猜忌,政治生命就面臨著完結,人身安全也很難得到保障。
所以,名將權臣,才華卓絕,或手握重兵,或解職後仍有潛在實力的;其次是名臣,才高識遠,清正廉潔,深得社會各階層的支援;再就是皇族,根正苗紅.有做君王的血緣資格。成為三者其一,就要做好準備,以應對由於帝王猜忌而帶來的種種不利後果。自汗就是其中的一項重要應對措施。
避禍手段有多種,為什麼高級官員較多使用自汗來躲禍呢?趙昺以為這是因為自汗性價比最高。像隱退,不合人們為官入世心理,隻有極少數人可做到;請求外地做官,要得到皇帝或其他權臣允許方可出京;舍親,就是殺掉親人中的一人或數人,一般人難做到;愚子,不讓子女多讀書做官,這不合人情;武裝反抗,代價太高。
比較之下,自汗優點最大,一方面,既可以繼續做官;另一方面,又可避除帝王猜忌之禍。因此,因此不少國家重臣,在功成名就之後,聰明一點的都要學習保身之道中的自汗術,要表現出一副“胸無大誌”的形象。而至於如何做,那就看各人的手段了,趙昺卻以為活下來的,哪個拎出來都能在國際上拿個大獎。而拿不到獎的,那下場就是家破人亡。
漢朝的蕭何被劉邦稱為漢朝最大的開國功臣,可是這樣的人也遭到了劉邦的懷疑,劉邦親征在外,怕蕭何在國內出亂子,蕭何隻能派自己的家人跟著劉邦親征,這樣劉邦才放心!不光是這樣,蕭何還侵占别人家土地當自己的良田,劉邦很高興,因為這樣就顯得蕭何沒什麼太大的誌向了。
隋朝還有一個大臣叫梁睿,因為他威惠兼著,民夷悅服,聲望甚高,隋文帝楊堅暗中忌之。他本人精明至極,早料到這一點,於是就辭官謝病在家,不與世人交往,還“大受金賄以自穢”。這時,有人就把他告到中央,楊堅見他如此貪財,能乾什麼大事去了心病,高興還來不及,哪裡還去管他受不受賄。
宋時,太祖趙匡胤竟然把自汗化為國策,以“杯酒釋兵權”方式,鼓勵他的高級軍官放下權位,在短暫的人生中,快意聲色,使君臣之間無所猜疑。有了皇帝的鼓勵,石守信等高級軍官們也就大膽地掠奪財富,聲色犬馬,從此君臣相安無事。
大將狄青表演不過關,被貶之後中央派人幾天一查,還不聽他的辯解,最後嘴邊生了惡瘡,然後病逝。下場好一點的就是韓世忠,晚年交出了兵權,手指也隻剩下了四個,還不能動,晚年隻能牽著毛驢在西湖邊閒逛,絕口不談兵事,也拒絕和原來的老部下相見,戎馬一生最後隻能孤獨終老,萬幸的是沒有像嶽飛一樣死在皇帝的屠刀之下。
趙昺想江鉦也是如此。江氏可是一門出過三位宰相的家族,其可以說生下來就活在名利場中,即便沒有親身經曆,耳濡目染也對其中典故知道不少。況且他還經曆了宋末亡國之際的官場傾軋,親眼看見過諸多的潮起潮落,前時還是殿上臣,轉眼就成刀下鬼。
所以趙昺相信江鉦不會沒有所感,即便他心懷為國儘忠的思想,但是也會設法自保。尤其是在收複江南之後,朝廷形勢好轉,而他官至樞密副使兼任湖廣製置使,封爵國公,也算到了人生的巔峰,加上堂兄江璆此時晉升為參知政事,踏進了相門,江家在朝堂可謂一時無兩。
趙昺記的前世人們常用句西方諺語‘欲戴王冠,必受其重’來自勉,但是其中還有一句是‘欲安思命,必避其凶’。說的是同樣的道理,在獲得高位的同時,也必然會遭到皇帝的猜忌和同僚的嫉妒,要想保全性命和家族的榮耀,就必須有人得急流勇退。
所以趙昺覺得江鉦早在收複江南,邊境穩定之後就已經有了退隱之心。但他也知在本朝‘揚文抑武’的大環境下,自己手握重兵更易遭到猜忌,他退出朝堂比之堂兄要有利於家族。而出身名門,受儒家學說熏陶,清名比之性命還要重要的思想,估計早就深入骨髓,自然不願意采用貪汙受賄、廣置田產這種下三濫的手法。
另外,江鉦也要顧及到皇帝的面子,自己乾了醃臢事等於變相打陛下的臉,也會讓皇帝背上打壓功臣的惡名。兩廂權衡之下,趙昺估計其就故意采用放鬆對麾下的管控,表明自己並無割據之心的同時,也在尋找時機和藉口退出朝堂。
到了襄陽的時候,江鉦對襄陽圍而不攻,拖延決戰的時間。而又親臨城下探營,結果遭受重創負傷,且他以算定陛下為了戰事必然會親征來此。如此自己就可以借久戰無功、身負重傷提出致仕,而皇帝可以再藉助攻取襄陽穩固在朝野的地位,也保留了君臣間的體面。
把事情想得通透了,趙昺覺得十分無力,想想這些有功之臣為了保住身家性命,親手把自己多年拚打而得到的聲望抹黑,實為萬般無奈,心中又該是何等滋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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