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說法,讓我們在疑惑之餘,倒也心生一股被選中的自豪。

等到卡車將我們運到七二三地質工程大隊的指揮部,我們立刻意識到事情沒有我們想的那麼簡單。我們下車的時候,首先看到的是山坳裡連綿不斷的軍用野戰帳篷,大大小小,好像無數個墳包,根本不像是一個工程大隊,倒像是野戰軍的駐地。營地裡非常繁忙,其中人來人往全是陸軍工程兵,我們就傻眼了,以為上頭瘋了決定要攻打蘇聯了。

後來才發現,那些帳篷並不都是行軍帳,大部分其實是貨帳,幾個老資格的人偷偷撩起帳篷看了幾眼,回來對我們說裡面全是蘇聯進口的設備,上面全是俄文,看不懂是什麼東西。

那個時代我們的勘探設備是極端落後的,我們使用的勘探辦法,和剛解放的時候差不了多少,國家隻有少量的"現代化儀器",其中大部分都是用極高的價格從蘇聯買來的。像我們的基礎技術兵,從來沒有機會看見。

問題是,當時這種設備,都是用於深埋礦床勘探的,勘探深度為一千到一千五百米,而以當時的國力,根本沒有能力開發如此深埋的礦床,就算堅持要搞,也需要經過五到七年的基礎設施建設才能投產,屬於遠水解不了近渴。所以對於發現這樣的礦床,國家的政策一向是保密封存,並不做進一步的勘探,留給子孫後代用。我們當時最大的勘探深度隻有五百米左右。

這裡竟然會有這樣的設備,就使得我們感覺到納悶,心裡有了一絲異樣的感覺。

當夜也沒有任何的交代,我們同來的幾個人被安排到了幾個帳篷裡,大概是三個人一個帳篷。山裡的晚上冷得要命,帳篷裡生著爐子也根本睡不著,半夜添柴的勤務兵一開帳子冷風就嗖嗖地進來,人睡著

人睡著了也馬上被凍醒,索性就睜眼看到天亮。

和我同帳篷的兩個人,一個年紀有點大,是二十年代末出生的,來自內蒙古,似乎是個有點小名氣的人,他們都叫他老貓,真名好像是毛五月,我說這名字好,和**一個姓。另一個和我年紀一般大,大個子膀大腰圓,一身的栗子肉,蒙古族,名字叫王四川,黑得跟煤似的,人家都叫他熊子,是黑龍江人。

老貓的資格最老,話也不多,我和熊子東一句西一句嘮,他就在邊上抽菸,對著我們笑,也不發表意見,不知道在琢磨什麼。

熊子是典型的北方人,熱情不夾生,很快我們就稱兄道弟了。他告訴我,他爺爺那一代已經和漢族通婚了,一家人是走西口到了關內,做馬販子。後來抗戰爆發,他父親參加了華北野戰軍的後勤部隊,給羅瑞卿養過馬,解放後又回到了黑龍江老家,在一個煤礦當礦長。

他因為這層關係才進了勘探隊,不過過程並不順利。那時候國家基礎工業建設需要能源,煤礦是重中之重,他老爹的後半輩子就滾在煤堆裡了,偶爾回家,也是張嘴閉嘴礦裡的事情,連睡覺說夢話都還是煤,他老媽沒少為這事和他爹吵架,所以他從小就對煤有強烈的厭惡感。後來分配工作的時候,他老爹想讓他也進煤炭係統,他堅決拒絕了。當時他的夢想是當一個汽車兵,後來發現汽車兵是另外一個係統的進不了,最後在家裡待業了半年,隻能向他老爹妥協。但是他那時提了個條件,希望在煤礦裡找一個最少接觸煤的行當,於是就進了礦上的勘探隊,沒想到乾得還不錯,後來因為少數民族政策被保送上了大學,最後到了這兒。

我聽著好笑,確實是這樣,雖然我們是礦業的源頭,但是我們接觸到礦床的機會確實不多,概率上說,確實我們遇到煤礦的概率最低。

他說完接著就問我家的情況。

我的家庭成分不太好,這在當時不算光榮的事情,就大致告訴他是普通的農民。

其實我的爺爺輩也確實算是農民,我祖上是山西洪洞的,我爺爺的祖輩是貧農,但是我爺爺據說做過一段時間土匪,有點家業,土改的時候被人一舉報,變成了反動富農。我爺爺算是個死性子,就帶著我奶奶我爹我二叔跑了,到了南方後讓我爹認了一個和尚做二舅,隨著那和尚才把我爹我二叔的成分定成了貧農。所以說起我的成分是貧農,但是我爺爺又是反動派,這事情在當時算是可大可小的事情。

聊完背景又聊風土人情,聊這兒發生的事,我們一南一北,一蒙一漢,有太多的東西可以說,好在我們都是吃過苦的人,熬一個夜不算什麼,第一個晚上很快就這麼過去了。

第二天,營部就派了個人來接待我們,說是帶我們去瞭解情況。

我對那人的印象不深,好像名字叫榮愛國,年齡在三十到四十歲之間的樣子（搞勘探的,風吹雨淋,普遍都顯老,所以也分辨不出來）。這個人有點神秘兮兮的。帶我們四處看也是點到為止,問他問題他也不回答,很是無趣。

從他嘴裡,我們隻聽到了一些基本的情況,比如說七二三其實是三年前就開始的項目,但是因為人員調配的原因直到今年頭上才開工雲雲,其他就是食堂在什麼地方,廁所怎麼上之類的生活問題。

之後的一個月,事情卻沒有任何進展,我們無所事事地待在營地裡,也沒有人來理會我們,真是莫名其妙,老資格的人後來忍受不下去,在我們的慫恿下幾次去找榮愛國,卻被各種理由搪塞掉了。

此時我們已經嚴重感覺到了事情的特殊性,大家都人心惶惶,有些人甚至猜測是不是我們犯了什麼事情,要被秘密處決掉了這種事情樣板戲裡很多,我們聽了傳言隻能心裡直髮澀。

當然更多的是一些無意義的猜測。內蒙古的秋天已經是寒風刺骨,南方過來的人很難適應,很多人都流了鼻血,在我記憶中,那一個月我們就是在火爐炕上,一邊啃玉米窩頭聊天,一邊用破襪子擦鼻血度過的。

一個月後,事情終於出現了變化,一個星期三的清晨,我們迷迷糊糊地重新被塞上了卡車,和另外兩車工程兵,繼續向山裡開去。

此時我的心情已經從剛開始的興奮和疑惑,變成了惶恐,透過大解放軍車的篷布,看向臨時架設的棧道外連綿不絕的山巒和原始森林,再看看車裡工程兵面無表情的臉,氣氛變得非常僵硬。所有人都沒有說話,大家都靜靜地靠在車裡,隨著車子的顛簸,等待這一次旅途的終點。-